1月25日，“树兰医学青年奖”人物专栏聚焦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杨田教授，讲述了他在“中国肝脏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培养下扎根临床科研的心路感悟，带我们见证了一名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成长历程。
杨田：肝脏外科医生就像“救鱼的小孩 ”
我办公室的墙上，挂着一幅陪伴我多年的画。画风稚拙，是女儿3岁时的涂鸦：退潮的沙滩上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弯腰将搁浅的小鱼逐条捧回大海，画的名字就叫《救鱼的小孩》。2015年，我将这份朴素的医者心声写成了同名散文。这篇短文非常罕见地被刊登在了世界肝脏病学权威期刊《肝脏病学》（Hepatology）上。文章的结尾，我引用了画中这个小孩说的那句话：“你看，这一条在乎，那一条也在乎。”
展开剩余86%明知我们无法挽救所有肝癌患者，但只要有一线生机，我们就必须拼尽全力。就在前不久，我有幸获得了第十二届“树兰医学青年奖”。这份沉甸甸的荣誉，让我得以静心回望自己从医二十余载的求索之路。这条路，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，也充满了汗水与奔跑。
1998年高考季，我被一部军事题材电视剧《红十字方队》深深触动，被剧中“中国肝脏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勇闯肝脏外科禁区、毕生守护人民健康的赤诚深深折服和感动。我立下誓言，要成为那样的医生，守护生命。凭借这份信念，我如愿考入这部电视剧的主要拍摄地——第二军医大学。本科毕业后，我幸运成为了吴老亲手带教的学生。吴老对手术细节的要求极严，我曾因一个微小的疏漏，被他“骂到怀疑人生”。但我深知，恩师心头只有“病人”二字，外科医生的刀下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他教会我，“不失匠心，方成神器”，而那份对患者的周到和关怀，正是医者最核心的品质。
我的科研创新之路，始于一次刻骨铭心的遗憾。2005年，我还是住院医师，遇到一例被临床诊断为“胆囊癌”的患者。我们按照胆囊癌根治术的方式切除了胆囊和部分毗邻肝脏，但术后病理却证实为良性的“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”。看着患者承受了本不必要的创伤，我内心充满愧疚：能否通过研究，提高诊断的精准度，减少这样的伤害？我没有选择求助于高深的研究，而是选择了最原始、最踏实勤奋的“笨办法”。我像侦探一样扎进医院厚厚的病理档案，逐一翻查了十年来所有相关病例，最终发现33例确诊病例中，有10例曾被误诊为胆囊癌。我利用所有工作外时间，梳理诊疗细节，总结误诊教训，最终撰写了10篇研究论文，获得了当时的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。这是我的科研“第一桶金”，它教会我：临床中的每一个困惑，都是科研创新的起点。
我国是肝癌大国，我们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每年切除的肝癌病例就有5000例以上。要做肝癌研究，必须要有自己的数据。在没有电子病历录入系统的年代，我继续使用“笨办法”。作为主治医师，我每周从病案室借阅30份本科室肝癌患者的资料回宿舍，对着每份病历上超过300项统计指标逐一录入。这项工作枯燥而庞杂，我经常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，常常通宵达旦。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，我积累了1200多份宝贵的临床资料。我深知：“没有它，再好的想法也实现不了”。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，让我们得出了许多具有临床价值的真实世界研究成果。例如，我们发现肝癌的形态与预后相关：“像气球一样”规则的巨块型肝癌，往往比“歪瓜裂枣型”肝癌的预后更好；双肝癌中，直径接近的“对称型”双肝癌患者预后显著优于“非对称型”双肝癌患者，这直接指导了我们更精准地筛选手术获益人群。
在临床实践中，我时常面对中晚期肝癌患者渴望治愈的眼神。由于我国肝癌患者90%是乙肝相关性肝癌，与西方丙肝、脂肪肝为主的病因不同，西方指南对手术适应症非常苛刻。2010年，我急会诊一位巨块型肝癌伴破裂出血的患者，按西方推荐指南，他已无手术机会，生命仅剩两天。但经过审慎评估，我发现患者具备手术条件。在吴老和卢军华教授的支持下，我们果断实施了急诊肝切除，患者多获得了两年多宝贵的生存期。这项研究后来发表在《英国外科杂志》上，为合理扩大肝癌手术适应症提供了中国循证医学证据。
在导师吴孟超院士的悉心指导下，我们团队基于中国肝癌患者的特点，提出了适合国人的可切除肝癌分期标准——“东方分期”（Eastern Staging）。该分期系统基于10个独立预后预测因素，预测效能显著优于6种西方分期。这项成果被写进了CSCO诊疗指南，是首个由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上提出的肝癌可切除分期标准。我们用自己的数据和方案，为中国的肝癌患者争取了手术治愈的希望。
随后，我们着力解决肝癌早诊的难题。很多患者因甲胎蛋白（AFP）检测的局限性而发生漏诊，错失治愈机会。2019年，我带领团队创立了适合国人的乙肝相关性肝癌ASAP早诊模型，整合了年龄（Age）、性别（Sex）、甲胎蛋白（AFP）和异常凝血酶原（PIVKA-II）这四个关键指标，通过创新算法，将乙肝相关性肝癌的早期诊断率提高了25.8%。这项成果发表在检验学顶刊《临床化学》（Clinical Chemistry）并配发社论，认为ASAP有望改变当前肝癌筛查现状。目前，该模型已在全国43家三甲医院的检验报告中落地转化，应用于超百万人次筛查，并被纳入2024年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（1A类证据）。这些实实在在的研究，让中国方案获得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认可。
回望科研路，我尤其感恩我的学术导师、香港中文大学刘允怡院士。我的一篇关于肝癌术后晚期复发的论文被国际顶刊拒稿时，心灰意冷，是刘院士告诉我数据中有“金矿”。他亲自为我逐句修改论文、重绘图表，叮嘱我：“外科医生搞科研，不是为了发文章，是要打磨‘看不见的手术刀’。”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外科顶刊《JAMA Surgery》，并被推选为肝胆胰外科专业最高等级大会——国际肝胆胰协会（IHPBA）学术大会的大会主会场最佳主旨报告。刘院士的教诲让我明白，真正的科研创新，必须以批判性思维，用科研成果造福更多患者。
医者的职责，远不止于手术台上的精湛技术。2012年，我陪吴老出门诊，一位患者妻子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吴院士，我爱人有乙肝，家里吃饭要不要分开碗筷？”那一刻，我心头一震，想起五年前类似的一幕。吴老当时就告诉我：“这是因为医学科普做得不够啊！你赶紧写一篇文章。”我当晚就写下了《呼吁消除乙肝歧视》述评，后来发表在《柳叶刀》（The Lancet）上，引发了社会热烈反响。至此我意识到，消除公众的恐慌和偏见，是医者更大的责任。为此，我开通了“田哥话肝胆”短视频账号，用通俗易懂的“大白话”向大众普及肝胆疾病知识，让医学知识有温度地抵达人心。
我永远记得那位青岛患者的故事，他是海军一位少校的父亲，年逾六旬，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晚期肝癌合并肺部占位，医生认为已是肝癌肺转移，失去了手术机会。吴老凭借深厚的临床经验和非凡的判断力，推翻了转移的结论，坚定地指出这其实是双原发癌，即肝癌和肺癌同时发生，这意味着患者仍有根治的希望。在吴老主刀、我担任第一助手的配合下，我们为老人成功实施了复杂肝癌切除手术，随后他再接受了肺癌切除手术，术后康复理想。老人的儿子常年在外执行深潜任务，每次复查都是老两口从青岛来沪。所幸，老人获得了宝贵的“偷来”的时光，得以见证孙子的出生，享受天伦之乐。2021年吴老逝世，这位患者专程从青岛赶到上海，在吴老灵堂前鞠躬致谢。那一刻，过往的手术画面和患者康复的笑脸涌上心头，我深深明白，医生所做的一切努力，最终都化为了患者和家人的团圆与铭记，这是对我们付出最珍贵的肯定。
泰戈尔说：“你的负重将变成礼物，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”。我深知，自己能走到今天，离不开前辈的指引和患者的信任。未来的路，我将继续以临床问题为驱动，在肝癌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深耕。我计划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，开展多模态大模型的研究，整合影像、病理和基因组学数据，实现更精准的早期诊断和预后预测。同时，我们研究团队将继续基于肝癌微环境的生物标志物特点，开发靶向性纳米药物递送载体，并探索基于循环游离DNA甲基化（cfDNA）的液体活检技术等新型早诊工具，以实现更灵敏的复发动态监测和精准干预。
我愿意一辈子做那个在海边奔跑的“救鱼的小孩”。因为我深知，即便我们无法挽救所有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，但每救活一条，对那条鱼来说，那就是整个世界。我将怀着对医学的赤诚和对生命的忠诚，一直跑下去。
主 办：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政治工作处
监制：杨春亮
编 审：胡 洋
编 辑：沈燕琪
文字编辑、校对：王 蓓
来 源：海医大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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