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月25日,“树兰医学青年奖”人物专栏聚焦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杨田教授,讲述了他在“中国肝脏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培养下扎根临床科研的心路感悟,带我们见证了一名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成长历程。
杨田:肝脏外科医生就像“救鱼的小孩 ”
我办公室的墙上,挂着一幅陪伴我多年的画。画风稚拙,是女儿3岁时的涂鸦:退潮的沙滩上,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弯腰将搁浅的小鱼逐条捧回大海,画的名字就叫《救鱼的小孩》。2015年,我将这份朴素的医者心声写成了同名散文。这篇短文非常罕见地被刊登在了世界肝脏病学权威期刊《肝脏病学》(Hepatology)上。文章的结尾,我引用了画中这个小孩说的那句话:“你看,这一条在乎,那一条也在乎。”
展开剩余86%明知我们无法挽救所有肝癌患者,但只要有一线生机,我们就必须拼尽全力。就在前不久,我有幸获得了第十二届“树兰医学青年奖”。这份沉甸甸的荣誉,让我得以静心回望自己从医二十余载的求索之路。这条路,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,也充满了汗水与奔跑。
1998年高考季,我被一部军事题材电视剧《红十字方队》深深触动,被剧中“中国肝脏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勇闯肝脏外科禁区、毕生守护人民健康的赤诚深深折服和感动。我立下誓言,要成为那样的医生,守护生命。凭借这份信念,我如愿考入这部电视剧的主要拍摄地——第二军医大学。本科毕业后,我幸运成为了吴老亲手带教的学生。吴老对手术细节的要求极严,我曾因一个微小的疏漏,被他“骂到怀疑人生”。但我深知,恩师心头只有“病人”二字,外科医生的刀下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他教会我,“不失匠心,方成神器”,而那份对患者的周到和关怀,正是医者最核心的品质。
我的科研创新之路,始于一次刻骨铭心的遗憾。2005年,我还是住院医师,遇到一例被临床诊断为“胆囊癌”的患者。我们按照胆囊癌根治术的方式切除了胆囊和部分毗邻肝脏,但术后病理却证实为良性的“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”。看着患者承受了本不必要的创伤,我内心充满愧疚:能否通过研究,提高诊断的精准度,减少这样的伤害?我没有选择求助于高深的研究,而是选择了最原始、最踏实勤奋的“笨办法”。我像侦探一样扎进医院厚厚的病理档案,逐一翻查了十年来所有相关病例,最终发现33例确诊病例中,有10例曾被误诊为胆囊癌。我利用所有工作外时间,梳理诊疗细节,总结误诊教训,最终撰写了10篇研究论文,获得了当时的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。这是我的科研“第一桶金”,它教会我:临床中的每一个困惑,都是科研创新的起点。
我国是肝癌大国,我们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每年切除的肝癌病例就有5000例以上。要做肝癌研究,必须要有自己的数据。在没有电子病历录入系统的年代,我继续使用“笨办法”。作为主治医师,我每周从病案室借阅30份本科室肝癌患者的资料回宿舍,对着每份病历上超过300项统计指标逐一录入。这项工作枯燥而庞杂,我经常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,常常通宵达旦。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,我积累了1200多份宝贵的临床资料。我深知:“没有它,再好的想法也实现不了”。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,让我们得出了许多具有临床价值的真实世界研究成果。例如,我们发现肝癌的形态与预后相关:“像气球一样”规则的巨块型肝癌,往往比“歪瓜裂枣型”肝癌的预后更好;双肝癌中,直径接近的“对称型”双肝癌患者预后显著优于“非对称型”双肝癌患者,这直接指导了我们更精准地筛选手术获益人群。
在临床实践中,我时常面对中晚期肝癌患者渴望治愈的眼神。由于我国肝癌患者90%是乙肝相关性肝癌,与西方丙肝、脂肪肝为主的病因不同,西方指南对手术适应症非常苛刻。2010年,我急会诊一位巨块型肝癌伴破裂出血的患者,按西方推荐指南,他已无手术机会,生命仅剩两天。但经过审慎评估,我发现患者具备手术条件。在吴老和卢军华教授的支持下,我们果断实施了急诊肝切除,患者多获得了两年多宝贵的生存期。这项研究后来发表在《英国外科杂志》上,为合理扩大肝癌手术适应症提供了中国循证医学证据。
在导师吴孟超院士的悉心指导下,我们团队基于中国肝癌患者的特点,提出了适合国人的可切除肝癌分期标准——“东方分期”(Eastern Staging)。该分期系统基于10个独立预后预测因素,预测效能显著优于6种西方分期。这项成果被写进了CSCO诊疗指南,是首个由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上提出的肝癌可切除分期标准。我们用自己的数据和方案,为中国的肝癌患者争取了手术治愈的希望。
随后,我们着力解决肝癌早诊的难题。很多患者因甲胎蛋白(AFP)检测的局限性而发生漏诊,错失治愈机会。2019年,我带领团队创立了适合国人的乙肝相关性肝癌ASAP早诊模型,整合了年龄(Age)、性别(Sex)、甲胎蛋白(AFP)和异常凝血酶原(PIVKA-II)这四个关键指标,通过创新算法,将乙肝相关性肝癌的早期诊断率提高了25.8%。这项成果发表在检验学顶刊《临床化学》(Clinical Chemistry)并配发社论,认为ASAP有望改变当前肝癌筛查现状。目前,该模型已在全国43家三甲医院的检验报告中落地转化,应用于超百万人次筛查,并被纳入2024年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(1A类证据)。这些实实在在的研究,让中国方案获得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认可。
回望科研路,我尤其感恩我的学术导师、香港中文大学刘允怡院士。我的一篇关于肝癌术后晚期复发的论文被国际顶刊拒稿时,心灰意冷,是刘院士告诉我数据中有“金矿”。他亲自为我逐句修改论文、重绘图表,叮嘱我:“外科医生搞科研,不是为了发文章,是要打磨‘看不见的手术刀’。”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外科顶刊《JAMA Surgery》,并被推选为肝胆胰外科专业最高等级大会——国际肝胆胰协会(IHPBA)学术大会的大会主会场最佳主旨报告。刘院士的教诲让我明白,真正的科研创新,必须以批判性思维,用科研成果造福更多患者。
医者的职责,远不止于手术台上的精湛技术。2012年,我陪吴老出门诊,一位患者妻子小心翼翼地问:“吴院士,我爱人有乙肝,家里吃饭要不要分开碗筷?”那一刻,我心头一震,想起五年前类似的一幕。吴老当时就告诉我:“这是因为医学科普做得不够啊!你赶紧写一篇文章。”我当晚就写下了《呼吁消除乙肝歧视》述评,后来发表在《柳叶刀》(The Lancet)上,引发了社会热烈反响。至此我意识到,消除公众的恐慌和偏见,是医者更大的责任。为此,我开通了“田哥话肝胆”短视频账号,用通俗易懂的“大白话”向大众普及肝胆疾病知识,让医学知识有温度地抵达人心。
我永远记得那位青岛患者的故事,他是海军一位少校的父亲,年逾六旬,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晚期肝癌合并肺部占位,医生认为已是肝癌肺转移,失去了手术机会。吴老凭借深厚的临床经验和非凡的判断力,推翻了转移的结论,坚定地指出这其实是双原发癌,即肝癌和肺癌同时发生,这意味着患者仍有根治的希望。在吴老主刀、我担任第一助手的配合下,我们为老人成功实施了复杂肝癌切除手术,随后他再接受了肺癌切除手术,术后康复理想。老人的儿子常年在外执行深潜任务,每次复查都是老两口从青岛来沪。所幸,老人获得了宝贵的“偷来”的时光,得以见证孙子的出生,享受天伦之乐。2021年吴老逝世,这位患者专程从青岛赶到上海,在吴老灵堂前鞠躬致谢。那一刻,过往的手术画面和患者康复的笑脸涌上心头,我深深明白,医生所做的一切努力,最终都化为了患者和家人的团圆与铭记,这是对我们付出最珍贵的肯定。
泰戈尔说:“你的负重将变成礼物,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”。我深知,自己能走到今天,离不开前辈的指引和患者的信任。未来的路,我将继续以临床问题为驱动,在肝癌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深耕。我计划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,开展多模态大模型的研究,整合影像、病理和基因组学数据,实现更精准的早期诊断和预后预测。同时,我们研究团队将继续基于肝癌微环境的生物标志物特点,开发靶向性纳米药物递送载体,并探索基于循环游离DNA甲基化(cfDNA)的液体活检技术等新型早诊工具,以实现更灵敏的复发动态监测和精准干预。
我愿意一辈子做那个在海边奔跑的“救鱼的小孩”。因为我深知,即便我们无法挽救所有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,但每救活一条,对那条鱼来说,那就是整个世界。我将怀着对医学的赤诚和对生命的忠诚,一直跑下去。
主 办: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政治工作处
监制:杨春亮
编 审:胡 洋
编 辑:沈燕琪
文字编辑、校对:王 蓓
来 源:海医大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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